面对四世班禅的画像，我们不敢妄言，因为大师就在我们的对面，神秘的笑着，他就要走下这素色的唐卡。我们就象朝观人群中的一员，有血有肉，有思有感，如画中人般激动，如画中人般虔诚。

　　初到西藏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西藏寺院的唐卡壁画似乎都一样。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著名的大寺院几乎都是格鲁派的寺院，而格鲁派寺院的壁画和唐卡都是由新勉派的画师们严格按照同一种风格规范来制作的。这样的画作铺天盖地，几乎遍布寺院的所有内墙、殿堂。到处是没有任何视觉变化的画面，只有新旧之分没有风格之别，因而感觉到西藏的美术史似乎是在这一个时刻突然停止了。而这一时刻恰恰是本章的重点，指的是伴着新勉派出现的“标准样式”的诞生——开创了西藏民族标志性的绘画样式。

　　典范即指“标准样式”，是近现代西藏佛教绘画的“经典”和“范例”。格鲁教派为进一步巩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西藏广建寺院，扩充宗教势力。为完成短时间内广建寺院的任务，新勉唐派在吸收明清两代汉地绘画影响,融合嘎赤画派风格的基础上，把《度量经》作为制作壁画、唐卡的严格标准，逐步形成了佛教绘画的标准样式，鲜活的西藏绘画史自此停顿。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标准样式”的存在，对美术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历史上扎塘、夏鲁之美更多折射了印度、尼泊尔艺术之光辉，嘎赤之精也只是明、清汉地绘画传统的流变，江孜、古格、青孜派风格本应该成为西藏美术的骄傲，但影响的是个别区域或局部范围，而且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与勉派相比。相形之下勉派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之后，新勉又以“标准样式”的强大影响力替代或是同化了旧勉的传承，表现了更广泛的人民性。其影响面之广、历史之长，画家群之众、画作之多，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画风画派都不能相比的，历史选择了它，它已无限壮大，成海洋之巨，最终以数量的优势，深入人心，汹涌地包围和充塞了藏传佛教驻足的所有角落，覆盖了整个藏区，远播到内外蒙古、满族地区和不丹、尼泊尔等邻国。

　　“标准样式”最出色地完成了服务宗教的职能，成为藏传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绘画样式。

勉唐派作为格鲁派首肯的宫廷画派，成了为宗教服务的绘画样式的唯一选择。在其召集的数以百计画师中就有新勉唐派的创始人班禅喇嘛的宫廷画师藏巴·曲英嘉措活佛。在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前后藏最重要的建筑工程中，他以绘画大师的身份领导了绘画制作的宏大工程。自此新勉派的时代开始了。勉唐派的后世传人奉勉拉顿珠为神明，将他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五世达赖本人就是勉拉顿珠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他对勉派造像度量有深入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本人亲自倡导和大力推动，使新的勉派艺术成为历史选择的必然。

新勉画派指的是由曲英嘉措开创的风格，以立足于勉唐派传承、综合嘎赤派和青孜派的部分特点、吸收汉地绘画影响为特色，成为西藏民族绘画的最典型代表。